如何做好比较政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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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好比较政治学研究 2011.11.09 09:25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35期     作者： 熊易寒 李辉 唐世平

　　好的比较政治研究不一定需要依赖一手资料。大家所熟悉的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几乎全部是基于二手的研究成果资料而成。现阶段，中国学者要通过跨国抽样调查，甚至通过对其他国家的一定时间的实地调研（半年以上）来采集数据恐怕还很困难。相比之下，利用二手的研究成果资料和现成的数据库资源是较为理想的选择。基于二手的研究成果资料做进一步的研究，需要更多的思想创新。也就是说，必须问出新的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创造新的变量乃至数据库。目前，大部分所谓的比较政治学研究都仅仅是把一些二手资料顺手拈来，点缀一下，基本没有对现有的研究成果和资料有进一步的加工和处理。
　　要想做到以上提出的要求，有两项基本功必须要扎实：一是对文献的关注，尤其是英文文献；二是要尽快进行方法论上的补课。

　　关注文献引用增强方法论培训

　　在国内发表的大量比较政治学的论文中，缺少文献回顾部分。即便有一些作了文献回顾，所回顾的文献要么完全忽视西方的研究，要么所引用的英文文献有很强的随机性，并没有完全掌握其所涉猎的研究问题领域中最重要的理论和范式。还有一些虽然是专门的文献综述文章，但是他们所涉及的文献依然以中文翻译资料居多，大量相关度非常高且无法被忽视的文献，却都没有被引用。
　　在介绍和引进（比较）政治学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缺失和误区。虽然国内已经翻译出版了不少比较政治学的经典著作，但缺乏系统化的引介。杰拉多·蒙克认为，比较政治学一共经历了四次重大变革，分别是比较政府或宪法阶段（1880—1920）、行为主义阶段（1921—1966）、后行为主义阶段（1967—1988）、第二次科学革命阶段（1989年迄今）。而我们引介的滞后性却十分明显。一些比较政治学的教材仍在主推阿尔蒙德、亨廷顿、李普塞特、摩尔等第二代比较政治学家以及少数第三代佼佼者（如帕特南、蒂利、李普哈特、斯考契波、普沃斯基）的学术观点，而第三代和几乎整个第四代的比较政治学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首先，国内学界有重专著、轻论文的倾向。经典和新的重要著作当然依旧值得关注，但对于研究而言，《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比较政治》（Comparative Politics）和《比较政治研究》（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等一流比较政治专业学术期刊上的最新论文应该更为关键。因为这些成果往往是国外最前沿的，也代表着其学术发展的趋势。
　　其次，在国外研究成果的引介方面有重欧美而轻其他之嫌。对拉美、非洲、东南亚、东欧等地区的关注度明显偏低，而事实上对于第三世界的比较研究一直是比较政治学的热点和亮点。而在中文比较政治文献中，基本上看不到对这些文献的引用。
　　最后，必须尽快补上方法论的训练。大多数高校政治学专业的研究生，在方法与方法论上的培训都远远达不到国际标准。其中最大的缺口是定量的研究方法，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研究生都要求掌握统计等基本的定量研究方法，且从本科阶段开始就有系统的培训课程，但是政治学却没有。我们的政治科学训练必须包括至少两到三门的方法论课程，而且还必须不断跟踪方法论的进展，比如，最近有很多发展的反事实分析、QCA等方法。
　　改进科研制度修正期刊评价体系
　　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的进步不仅需要宏大的学术视野、科学的研究方法，也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通常而言，真正的比较政治研究科研周期相对较长，需要投入相对多的科研经费和研究资源，常常需要团队合作。因此，除了学者通过自身努力可以改善的方面之外，一些重要的外部因素和制度激励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认为两个方面的制度改进最为重要。
　　其一，修正研究基金发放的取向，鼓励真正的学术合作研究。各项研究基金的发放是引导学者研究取向的重要制度之一。就国内目前的状况而言，研究基金对于鼓励学者从事真正的比较政治研究来说意味着两层含义。一方面，目前国内学术界习惯单兵作战。如果要真正推动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必须提倡团队研究与合作研究。而国内目前的学术体制基本不鼓励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之间的合作，因为只承认第一作者。另一方面，比较政治研究因为涉及至少两个国家的比较，难度比起纯粹研究中国国内问题要更大。这也就意味着，对比较政治的研究经费支持必须周期相对长一些（比如5年为一期），资金量也要比纯粹的研究中国国内问题的经费更多一些。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各类社科基金撒胡椒面式地划拨经费，周期也很短。这基本上意味着大规模的比较研究难以为继。
　　其二，修正期刊论文发表的取向，乃至整个评价体系。前面已经提到，国内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多为口号式文章和介绍性文章，但是真正扎实规范的实证性的比较政治学研究成果非常少。这背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前者易写易发，后者则难写也难发。要解决这个问题，高端的学术杂志必须鼓励真正的实证比较政治研究文章，稍有档次的学术杂志应该从此不再刊发“口号型”、“标签型/判定型”、“伪装是知识”型的文章，以及肤浅的评价和介绍文章。这些文章只能占用学术资源，阻碍真正的比较政治研究在中国的成长。相应地，就评价体系来说，我们的评价不能仍是停留在看文章数量上，甚至发表在什么样的杂志上，而是要看文章的具体内容和水平。
　　中国学者必须问出与中国的现实和未来切实相关的问题，并且从事真正的比较政治研究。而只有有了真正的比较政治研究，我们才有资格和可能谈论所谓的理论和实证的突破，从而才有可能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比较政治学”、“中国的比较政治学”、“中国学派”、“中国经验”等这些大的话题。否则，都只能是空喊口号。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