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4年7月22日,“全国第四届批判性思维教学研讨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前校长李培根在会上做了精彩发言。此为已经作者审阅的文字实录,由作者授权在共识网上发布,以飨读者。 李培根(资料图) 能参加这个会议、到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与大家交流,非常荣幸。我是一个机械工程的教授,算是一个工匠,而在座的诸位大多数是哲学、逻辑学、教育学等专业的学者。你们是文化人,我在你们面前“论道”,诚惶诚恐。所以我今天不是论道,只是提出一些问题。在座的大多数都是教师,或者曾经做过教师,那么我们可以问一问自己、问一问教育。下面提的一些问题,实质上也是试图以批判性思维追问教育的某些问题。 这个会议的主题是批判性思维。现在中国的教育问题很多,大至教育方针、小至创新教育的方法、模式,等等,面对那些问题就需要批判性思维。大家也在努力使学生具有批判性思维,但我想,恐怕首先需要教师具有批判性思维。 批判性思维的关键——批判耶?理性耶? 批判性思维的关键是什么?大家很容易从字面上理解,即“批判”。我想到康德的一句话,“这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还确乎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最无害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独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康德的这句话是在讲启蒙运动最重要的东西,我感觉放在批判性思维上面也比较合适。最关键的是什么?第一是理性,因为批判一定要基于理性;第二个呢?就是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为什么第二个也是关键?大家想一想,即使自己本来是具有批判性思维的,因为不公开运用,慢慢也会退化的,久而久之,实际上也没有了。 教育改革——道耶?术耶? 长期以来,各个大学都在不断地进行教育改革,教育改革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进行过多种形式的教育改革,如课程体系的改革、课程内容改革、教学方式的改革等等,都是有意义的。但大家还是感觉到效果有限,我们的教育改革究竟欠缺了什么?这里我给出卡尔·雅斯贝斯说的一段话,他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有一本书《时代的精神状况》,里面有一节讲教育的意义,我们可以从这段话中得到启发。他说:“教师们在缺乏任何统一的教育思想的情况下强化着自身的努力;论教育的新书层出不穷;教学技巧持续扩充。今天,单个的教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一个自我牺牲的人,但是,由于缺乏一个整体的支撑,他实际上仍是软弱无力的。而且,我们的善所独具的特征似乎是,具有实质内容的教育正在瓦解而变成无休止的教学法实验,这个教育的解体所形成的是种种无关宗旨的可能性。人们为自身努力争得的自由正在消散而成空洞无效的自由。一种尝试迅速地为另一种尝试所取代。教育的内容、目标和方法不时地被改变。” 他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很多教师很努力,很富有牺牲精神,做了很多的改革。但是,可能做的很多事情是无关宗旨的东西,换句话讲,是失去灵魂的改革(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避免失去灵魂的改革》)。比如把原来的课程体系改变一点,增加一门课或减少一门课,课程内容增加一点或减少一点,等等。这些东西有意义,但还不是真正的触及到灵魂的改革。哈佛大学的哈瑞·刘易斯(哈佛学院前院长),他写了一本书叫《失去灵魂的卓越》,相信很多人士可能看过这本书。里面提到“哈佛是如何放弃教育的宗旨的”,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教育改革不能仅仅停留在“术”上。当然,“术”也是有益和重要的,但是“道”更重要。 入世为师——征服耶?适应耶?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到德国的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他被视为是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奠基人。他讲到“现代化的核心或者说最能体现现代化的指标是理性化”。他比较了东方理性主义和西方理性主义,认为西方理性主义是“入世而不属世”,对现实世界始终保持着一种高度紧张的对抗和征服型的关系,简单讲就是更多地保存一种批判性。那么,儒教理性主义更多的则是“入世而属世的”,它是以实现现实世界的和谐发展为特征的,对现实世界是一种“理性的适应”。这个评述有一定的道理。当然其中任何一种都不能把它推到极端,适应和征服都需要。问题是我们可能只强调“理性的适应”,而“理性的征服”太欠缺,也就是说“理性的批判”太少。仔细想一想,中国的知识分子大概也是这样,就整体上来讲,我们更多的是“理性的适应”,缺少理性的批判、征服。在这一点上,我们作为教师,对于教育方面的一些认识,可能现在要更多一些“理性的批判”。 对于学习者——为己耶?为人耶? 夫子教给我们一句话,“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似乎能记住这句话的国人比较少,真正懂得其含义的更少。其实孔子的这句话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他讲这个“为己”当然不是自私的意思,而是为了更好的完善自己,更好的成为自己。那“为人”是什么?学习给别人看,为了实现别人的预期和目的。显然孔子是提倡“为己”之学的,不提倡“为人”之学。遗憾的是,几千年来我们更多的是“为人”之学。 关于教育的宗旨——器耶?人耶? 孔子讲“君子不器”,是不是可以从两方面来讲,一个是“君子不器己”,还有一个是“君子不器人”。你不要把自己当成工具,也不要把别人当成工具。作为教师,我们不能把自己仅仅看成是教书的工具,另一方面,不能把学生培养成工具,这是两个方面。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涉及到我们对教育的理解,到底是从人的意义上去理解教育,还是从工具意义上理解教育?我们的教育方针实际上强调的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本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是应该的。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是不够的。从实践上讲,我们的教育更多的是面对当下。我们没有强调学生的自由意志,实际上是希望学生“听话”。我认为这样是不利于学生的成长的,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怎样讲?《共产党宣言》里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还讲,“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马克思非常强调这些。他的话虽然不是针对教育的,但是对教育的启示应该是巨大的。也就是说,真正从人的意义上理解教育,就应该强调人的自由发展,而不能只是希望学生成为某种工具。 大学责任——服务耶?引领耶? 哈佛校长福斯特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那么,就让我冒昧地做一个定义。大学的本质是对过去和未来负有独一无二的责任--而不是完全或哪怕是主要对当下负责。”这句话真象是对我们说的,因为现在中国的教育基本上是面对当下的。丘成桐有一句话也引起我的注意:“大学应该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引领社会,而不应该在政府、企业、或传媒的驱使下迷失方向。”(新华日报,2010-3-31)当然他的话说得可能有点激烈,但是大学的确一方面需要服务社会,另一方面更需要引领。因为一个国家的大学如果不能够做到引领,那对国家和社会的进步显然是不利的。大学应该服务社会,但不应该仅仅是社会的风向标,而更应该是社会的发动机,尤其是一流大学。大学不应该仅仅引领科技的发展,更应该引领社会思想和文化的进步,这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方面,引领表现在开放性和批判性上,开放主要表现在对不同思想乃至异质思维的包容。某些异质思维在未来会被证明是正确的,当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不就是异质思维? 教育的中心——教师耶?学生耶? 我的观点,就应该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华中科技大学在2011年的党代会上就通过了三大战略转变,其中之一就是从“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的转变。实际上,现在的大学都还是以教师为中心的。因为在大多数学校里都是教师教什么,学生学什么,这显然是有问题的。对教育者而言,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是极为重要的。但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对学生不是放任。实际上,对教师而言,这种理念还体现一种人文情怀。真正的以学生为本,甚至应该从深层次、从哲学的高度,从自由存在的意义上,从对对生命的敬畏、对生命意义的尊重上去理解。 以学生为中心,那教育到底靠谁来办?肯定主要是靠教育者来办教育,而不是说靠学生来办教育。在教育活动中,教师的作用是主导,学生是主体。主导不是包办和包揽,如何“导”是关键。又有人会说,可不可以两个中心?即教师和学生都是中心?教育的中心是指作为教育者的教师在考虑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对于教师而言,教育的中心显然应该是学生。可以讲教师是办学的中心,但不是教育活动的中心。此外,都是中心,会助长教师在一种过度“有我”的语境中去思考问题。其实教师应该更多地在一种“无我”的语境中去思考教育问题,把学生看成教育活动中第一性的存在。 与学生的关系——“我与你”耶?“我与它”耶? 马丁·布伯有一本书叫《我与你》。他是哲学家,以前在德国教过书,在希特勒时期曾经是犹太人的精神领袖。马丁·布伯把关系分为两种:一种是“我与你”,一种是“我与它”。他提倡的关系是“我与你”。他讲“我与它”:我带着我的预期和目的与另外一个对象建立关系,这就是“我与它”的关系。反之,我不带有预期和目的,我把对方看作是跟我一样的神性存在,这就是“我与你”的关系。他讲,不管那个预期和目的看起来是多么美好,那都是“我与它”的关系,因为这个人没有被我当作和我一样的存在看待,他在我面前沦为了我实现预期和目的的工具。讲到“我与它”,布伯提到很多理想主义者极力推崇自己的理想的时候,不过是把其他人和整个社会当成了自己实现美好目标的对象和工具。专制乃至大屠杀很容易在理想主义的幌子下出现,希特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谈到教育时他说到:教育的目的不是告诉后人会存在什么或者必然会存在什么,而是告诉他们如何让精神充盈人生。真正的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正是这种“我与你”关系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把学生视为伙伴而与之相遇,根据对方的一切因素来体会这种关系。我觉得这是作为教师理解师生关系最重要的一点。我在体会“我与它”的关系时有个例子,我有一个小外孙女,我很爱她。有好几次,我回家后逗她玩,她还对我发脾气。有一次,在她很平静时我问她,外公这么爱你,你为什么发脾气?她说,外公有时候很好,有时候有点“矫情”(也许她不知道怎么准确表达)。我体会到,她烦我逗她的那种时候我根本没有试图去理解她的存在,我只是把她当成了我表达爱的工具,这实际上是一种“我与它”的关系。我的出发点毫无疑问是非常好的。再看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有时候我们老师会说“我们也是为学生好啊”。但是我们更多地应该想想,我们把学生真的当成和我们一样的神性存在吗?真正把学生当作伙伴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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