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北京：长安街的国家成长记忆

　　长安街——

　　通向世界的起点

　　长安街——

　　浩浩荡荡伸向天

　　长安街，矗立在

　　共和国的最中心

　　长安街两边

　　是最新最美的世界

　　这是诗人宴明在1959年国庆10周年时所作的《北京长安街之歌》里的诗句。天安门，长安街，对于即使没到过北京的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既熟悉又亲切的地方。天安门前照个相，长安街上走一遭，是每个游人来北京后必须要做的事情。长安街有着“神州第一街”的称号，原因就在于它不仅是北京乃至中国的象征，还蕴藏了一个城市和一个国家的成长记忆。

　　取长治久安之意

　　长安街雏形于元大都南城墙内的顺城街，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将大都城南墙南移二里的同时，拆文明门与顺承门之间的城墙辟为路，取名长安街，距今已有600年历史。长安街，其名取自盛唐时代的大都城——“长安”，含长治久安之意。

　　明清之时，长安街东起东单，西至西单，全长3.7公里，有十里长街之称。从长安左门（清称东长安门，位于今劳动人民文化宫南门前80米处）至东单牌楼，名为东长安街；从长安右门（清称西长安门，位于今中山公园南门前80米处）至西单牌楼，称西长安街。东西长安街之间因为有T形广场的阻隔并不能贯通。T形广场是明清时代天安门前的一个封闭严密的宫廷广场。T的一横即从长安左门至长安右门这条东西走向的横街；一竖则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御道，在御道两侧建有千步廊，两边各有廊房110间，北侧又东、西折有向北廊房各34间，东接长安左门，西接长安右门，皆连檐通脊。千步廊可谓是中央联合办事处，是内阁各部议事、办公的场所。御道南端至今天的毛主席纪念堂一带（明建有大明门，清称大清门，1954年拆除）。这条御道只有皇帝的龙车凤辇才能通行，平常百姓是不许进入的。就连大臣们受皇帝召见，也只能绕过御道进长安左门或长安右门，经长安街上金水桥，入承天门（天安门）才能进入皇宫。

　　辛亥革命后，随着清帝的退位，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的格局被打破。1912年，拆除了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边的红墙，东西长安街终于得以贯通，天安门广场也开始对外开放。

　　明清时期的长安街与其他街道一样为土路，皇帝经过时必先“黄土垫路，清水泼街”。平日则“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1917年，长安街修成柏油路面。1921年，当时的北洋政府组建了北京第一家电车公司，经过几年的紧张筹建，1924年12月17日，隆重的开车典礼在前门举行，在当时运营的五条线路中，大都走长安街。

　　1937年北平沦陷。1939年，占领北平的日伪当局做了一个规划：西郊为开发区，东郊为工业区，但是城墙阻挡了东西方向的交通，从西郊开发区到东郊工业区无法穿城而过。于是，日伪当局就在北平内城东、西城墙各扒开一个豁口，东边的叫“启明门”、西边的叫“长安门”。这两座门没有门洞、门扇，只是在城墙上开了个豁口，所以老百姓管它叫“豁子”。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北平市政府根据当时流行于校园的歌曲“建国一定成功、民族必定复兴，中华康乐无穷”，将日伪当局命名的“启明门”、“长安门”改称“建国门”、“复兴门”。

　　“改造北京城的第一枪”

　　1949年后，北平被定为新中国的首都，长安街的地位变得特殊起来，由此也逐渐拉开了长安街大规模改造和建设的序幕。

　　1951年国庆节，首都学生队伍经过天安门广场，图中左侧为天安左门

　　1949年10月1日，北京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据著名城市规划专家、参加了自1964年后历次长安街规划的清华大学教授郑光中口述，在开国大典游行的纪录片中，人们还能看到长安街上的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当时的游行队伍都要绕过这两个门，但绕过去之后，队伍距离天安门和毛主席已经不远，再将队伍调整回原状就会很仓促。也因为长安左右门的阻碍，“军旗过时不得不低头，解放军同志特别生气。游行群众眼巴巴盼着到天安门看看毛主席，但游行队伍有时直到下午还过不了门，看不着毛主席。”于是，拆除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的计划被提出。北京市政府也感到这两座门对来往车辆和行人确有不便，也希望将其拆除。1952年8月11日至15日，北京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讨论拆除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之事，这个计划遭到了建筑专家梁思成的强烈反对。考虑当时的情况，市委书记彭真立即召开代表中的党员会，要求大家一定服从市委决定，因为党员代表占大多数，会议最终通过了全拆、快拆的方案。1954年国庆前夕，终于拆除了东西长安街上的两座牌楼。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在早晨太阳似出似不出的时刻，站在西单牌楼东南角老长安戏院门外朝东看，就会看到两座塔，一在路南，一在路北。由西向东走，临近塔的时候再看，两座塔原来都在路北的庆寿寺里，而且挨得挺近，仿佛长幼相依。这个因早晨的光学作用所造成的景象便是“燕京十景”之一的“长安分塔”。1954年，因西长安街西单到新华门段道路过窄，影响游行队伍疏散，政府决定结合北侧拆迁改建西长安街道路。在这次扩建中，庆寿寺及双塔均被拆除。

　　长安街的改造，成了“改造北京城的第一枪”。在北京市对街道的拆改扩建过程中，梁思成与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梁思成认为，城门和牌楼、牌坊构成了北京城古老街道的独特景观，可以通过合理规划加以保留。当年在国务院工作的方骥回忆起梁思成与吴晗的一次冲突，梁先生为了旧都多保留一些有价值的牌坊、琉璃宫门等古建筑，在扩大的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和吴晗争得面红耳赤。吴晗竟站起来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气得梁先生当场痛哭失声。

　　极具政治意味的规划

　　1949年，苏联专家在设计方案中提出，利用东交民巷操场空地并沿长安街建设行政办公楼，这一规划的核心思想是将北京的行政中心放在旧城区。1950年，梁思成、陈占祥提出了长达2.5万字的梁陈方案，反对这种规划思路，其中特别提到沿长安街盖行政大楼这种模式存在种种弊端，比如“沿长安街建设长蛇阵式的办公楼将提高人口密度、增加交通量，车辆无处停放，且办公楼沿街，尘土与噪声为伍”。建议在西郊建设新的行政中心。

　　1958年毛泽东等审查北京天安门广场建设规划模型。左起彭真、毛泽东、李富春、万里、周恩来

　　争论的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在北京市城市规划学会主编的《长安街：过去、现在、未来》一书中，阐述了当时决策的原因：“当时中央机关急于建设办公用房，而长安街路南地区原为各国练兵场，崇文门内大街西侧为国民党时期的飞机场，是城区内不可多得的空地，于是在1951年相继建成了公安、纺织、燃料、轻工和外贸等各部办公楼。”

　　无论这个决策正确与否，建国后的长安街，一系列极具政治意味的建筑相继建成。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天安门广场上出现的第一座建筑正是梁思成、陈占祥和林徽因的作品——人民英雄纪念碑。按照传统思想，纪念碑的正面应该朝南，以便与都是坐北朝南的故宫、天安门、前门保持一致。周恩来认为，长安街、天安门广场扩建后，会有更多的群众从城市的其他地方经过这里。他们进入广场，多是集中在广场北部，应当让人们一进入广场就看到纪念碑的正面。建筑师们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于是，人民英雄纪念碑一反中国碑石的建筑传统，面向天安门，面向长安街。

　　长安街真正彻底改头换面是在1958年筹备国庆10周年之际。1958年8月，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为了迎接国庆10周年扩建天安门广场，建设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等十大建筑。毛泽东指示：改建天安门广场，气魄要大，要使天安门广场成为庄严宏伟，能容纳100万人集会的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当时“十大工程”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沈勃曾听说，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向彭真指示，天安门广场要从原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处一直向南拓展，直抵正阳门一线城墙。按照这一指示进行的天安门广场的扩建，东西宽500米，南北长860米，天安门前的马路要一百几十米宽，能够同时通过120人横列的游行队伍。经过数万建设大军夜以继日的艰苦努力，在国庆10周年前夕，按照上述标准改建的天安门广场呈现在世人面前。这种规模和气势，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想象。与此同时，长安街两侧又增加了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等一批极具政治意味的建筑。自此，与之前建设的各个部委大楼一道，长安街成为一条以政治形象而闻名于世的著名街道。

　　国庆10周年后，规划中的大剧院和科技馆还没来得及建设，就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到1962年国力有所恢复，长安街的规划再度提上日程。1964年，长安街规划会议召开，等到形成一个“各方面认可的规划”，还没来得及上报中央，又赶上了“文革”。不久，北京市规划部门收到一个文件，明确要求“长安街建设暂停”。

　　“文革”十年，长安街沿线建设基本停滞，总建筑面积不及1959年十大建筑的五分之一。但在这段时间里，并不意味着弱化了长安街的重要性，恰恰相反，从天安门前红色的海洋到人们臂缠黑纱送别总理；从尼克松访华时组织的欢迎人群到人们自发的“四五运动”，作为政治符号，长安街成了“文革”期间重大事件的见证地。

　　1985年，长安街规划随着改革开放后北京城的复苏被重新提上日程。随着市场经济的渗入，长安街上的建筑标准也在慢慢变化，据城建资料统计，长安街20世纪90年代新建的21座建筑中，属于商业金融和写字楼类的就有14座，占总数的67%；而在50年代，这一比例则为17%。这也引起了许多城市规划者的不满，引发的矛盾终因“东方广场”的建设而骤起。

　　位于东长安街，距离天安门仅1200米的东方广场是李嘉诚投资的当时亚洲最大的建筑群。原来设计的楼高是80多米，比规定限高30米高出一倍多。天安门高度仅38米，人民大会堂最高不过40米，东方广场如按最初高度设计，按一位规划师的说法，其他建筑就都成了“孙子辈”。问题最终反映到中央，东方广场大厦被下令停工，重新论证，“一整栋建筑变成三组，高度分别定为50、60和70米。在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的推动下，东方广场作了再一次妥协，把高度降低为48米、58米、68米。”北京市政府专家顾问董光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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