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中作业——吴学锐

wxr1001

来出现了一则消息，虽不起眼但引人深思：耶鲁大学华裔女孩因身材瘦弱被校方诊为厌食症并要求在给定时间内增加体重，否则将会被学校劝退。女孩于是开始艰苦卓绝的增肥计划：狂吃垃圾食品、拒绝体育锻炼等等，无奈收效仅有两磅体重。最后由家长出面，出具了健康证明，说明其体型天生如此，耶鲁大学才将警告作罢。另据媒体披露，担心厌食症似乎是耶鲁传统，类似事件层出不穷。而此番能成为新闻，窃以为是女孩的华裔身份赋予了可供挖掘的文化背景。

中国教育长久以来在潜意识里怀有一种自卑心，因为国势自十九世纪以来的衰微，又因为新中国建立后体制的极端化：古老的东土文化素来自成一派，不具西方教育的普适性；而新时代中国的教育又被意识形态绑架，成为西人眼中的异数；此二者，再加上当今世界建筑师名录里国人几无立锥之地的现实，无不造成中国教育的阴影。于是，每当西方教育界暴露出具有争议的事件，都无一例外被取来作为国人泄愤的闸门。本文无意抨击国人的此种偏狭，亦无心贬斥西方理念的格格不入，只以事件出发阐述几点谬见。

事件里有两处是值得注意的：耶鲁大学将体重指数作为衡量健康的标准，以及校方有权利将厌食症患者劝退。二者集中反映了中西思维的差异。

西方世界是以理性为框架构建的，尽管古典时期有柏拉图的理想国思想、阿奎那的上帝信仰，但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就浸淫于理性思维。也许是作为对中世纪蒙昧的反叛，西方人迫切地寻求科学理性作为武器，以致言必称科学，甚至情感层面的事物也可以被科学衡量：比如蒙娜丽莎的微笑，其玄妙只在于触动人们心理层面探求欲，但所谓的鉴赏家们却寻求几何比例、黄金分割，仿佛缺失了这样的科学数据蒙娜丽莎的美就缺乏了信服力。又如事件中的健康标准，各种指标、数据提供了量化的参考，西方人就依赖这样建构在数据上的自信来经纬世界，任何超脱于科学框架之外的事物只能是异数，因为在科学如此发达的时代指标的量表不可能出错。反观中国的思维，提倡望、闻、问、切，意即强调用感官感知事物、用情感探寻世界。对健康的判断不是身材的比例、各种元素含量的多寡，而是相当直接的察言观色。这种意会的默契需要以长久的经验为基础，于是对于历史感匮乏的西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虽然近代“德先生”、“赛先生”的召唤引领了国人西化的大潮，中西的交流的确弱化了这种隔阂感，然而根植在民族性里的矛盾常常会在特定的情形凸显，任何试图僭越的念想都是不切实际的。

对于第二个细节，至少可以生发出两种观点：其一认为耶鲁大学的做法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哲学；另一种则认为西方教育这般不可理喻的门槛有违“有教无类”的平等理念。看似都有道理的辩白，其实都是以自我的哲学为圭臬来判断他者：西方提倡人本的理念，于是看出了以人为本的明证；中国倾向有教无类的说辞，因此以此为阵地挞伐教育不平等。然而深究起来，二者都是漏洞百出的。西方确乎是奉行以人为本的，但“本”却是一种理性的“善”而非道德的“善”：经过理性考量，认为某种标准是于人有益的因此赋予其普适性推行起来；然而需要明辨的是，现实中的诸多事务期待的是道德上的“善”，虽然其缺乏量化的潜力和概念化的操作性（这是为什么西方忽视伦常约束作用的原因），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受众在物质上得到了实惠，但在心理上怀有抵触；这样的不对称性正是西方思维的软肋。相应的，中国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提倡“有教无类”；但在具体实践中，该原则已然异化为“不经审查的平等”（是中国为迎合西方提出的现代性要素而用力过猛的产物）。诚然，放低了受教育的门槛是一件有益于文明进步的，但以笔者在高考体制下的经验来说，放低门槛（在结果中）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削平了个体竞争优势，所谓的“唯分数论”即为此意。人们以为在分数之下人人平等，初衷确乎向善，但结果却是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缺乏竞争力的“人才”。这般的异化不得不引人深思。

西方思维与中国思维迥然不同，我们需要怀有存异的宽容；而二者最大的相同，在于它们都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因此任何意志的强加都是无济于事的，我们需要的只是反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