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道德]2011道德之问：今天的道德底线究竟在哪里？ - 通儒院教学论坛

如果从另一个侧面观察，２０１１年道德事件并非只有灰暗的记忆。一次坚守。当现场清理发生分歧时，特警邵曳戎仍坚持搜寻，终于救出“７·２３”特大动车事故最后一个幸存的孩子－－人们看见的是可贵的良知。一种本能。杭州两岁的妞妞从１０层高楼坠落，“最美妈妈”吴菊萍伸出双臂接住了孩子－－人性的光辉又一次绽放在“草根英雄”身上。还有那些并非“非黑即白”的事。比如一纸判决：天津司机许云鹤一审被判赔偿翻护栏的王老太１０万余元，又激起了“助人为乐反被诬陷”的争论。坏的、好的、争议的，三类案例错综交织，构成了２０１１年独特的道德景观。如此多面性指向一个难题：应当如何把脉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状况？

记者回访了“小悦悦事件”１８个“见死不救”者之一，看到的是一种高度警惕的眼神：“我不会跟你说一句话的。”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里，有４个人曾从那段视频中被指认出来。对于他们，邻居评价：平时多少都有接触，也不是那种特别冷漠的人。如今，人们谴责的矛头已不再集中指向那１８个路人，更多的人扪心自问：换了我又会怎样？如果每个人都可能犹豫，那又是为什么呢？这场波及全社会的谴责和反思本身就证明，中国人并未陷入集体麻木，中国人良知尚存。谁都不会否认，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民主、效率、开放、平等、人道等现代理念注入了人们的内心，激发了社会空前活力。但同时，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也比较突出，越来越引起社会强烈关注。毫无疑问，当“孩子被轧要不要救”“老人倒了要不要扶”这样的基本道德问题都到了需要讨论的时候，我们是应当认真反思了！事实上，反思从未停止过。２２年前，邓小平同志谈到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时指出：“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今天，这一论断仍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中国市场经济经过多年的发展，积累了丰厚的物质财富，生活条件改善了，日子过好了，人们开始把更多的目光聚焦到精神层面。不久前，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的重要论断，同时指出：“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更为紧迫，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任务繁重。” ２０１１年，中国现代化进程走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口，“道德重建”成为时代的呼唤。在这一点上，中国从上到下已达成共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应当形成怎样的道德规范？这是时代之问，是１３亿人民之问。

“道德底线”一词，在２０１１年被反复提及。道德底线是一个社会道德架构的基础，它指的是人们应该遵循的社会道德最低警戒线。尽管突破底线的只是少数人，但对整个社会道德建设带来的危险却不可忽视。 “地沟油”流向餐桌，被认为是部分行业道德底线缺失的典型案例。为什么不法分子敢于铤而走险？首先当然是利益驱动。１２月中旬，公安部公布的打击“地沟油”十大案件中，河南惠康油脂有限公司制售“地沟油”案案值最高，共制售“地沟油”近８０００吨，案值６４００余万元。此案主要犯罪嫌疑人柳某见到记者时承认，收购泔水油成本每吨约５０００元，加工后卖价约８２００元。据此算来，利润率约为４０％。这倒验证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述的那段话：“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而更值得深思的，是柳某这样的心理基础：“又不是只有我一家干这个。” 由此，人们看到的是一种“破窗效应”：在某种“不道德行为比道德行为获利更多且没有得到惩戒”的潜规则之下，一些人从事不道德行为，便竞相效仿，纷纷突破道德底线。 “不能害人”，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应当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为什么近年来食品安全案件屡打不绝？中央党校教授周熙明认为：“道德底线不断被突破是一个时代道德失范最严重的现象。如果作为现代制度得以正常运行的道德基础结构被破坏，则必然会造成公民信心的丧失。”

上海市社科院此前对近２０００名上海市民一份抽样调查显示，相信“诚实守信吃亏”的人竟高达９０．２％。尽管人们都在谈论“诚信危机”，这个数字还是足以令人震惊。一旦底线失守成为常态，就意味着社会道德的解体，那时我们将付出巨大代价，不论整个社会还是每个人。值得欣慰的是，突破底线的行为并没有成为主流。市场里缺诚信，公众场所有自私和冷漠，这样的现象虽时有发生，但每当它们被曝光，人们总是更加强烈地呼吁道德底线的坚守。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总有一些基本准则人人都应当遵守。价值取向多元化的今天，尤其需要对基本道德底线形成共识。在网上，在研讨会中，在街头巷尾，得到人们普遍肯定的是这样一些品格：爱国、诚信、守法、善良、友爱、敬业、公正、平等、孝敬父母、尊重他人、清正廉洁、关爱生命…… 这不仅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集体品格的传承，也为人类社会所广泛认同。

回访杭州“最美妈妈”吴菊萍时，记者没有听到什么豪言壮语，却对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印象深刻。吴菊萍经常会上班早一点，到办公室先给十几个同事的电脑打开，这样运转速度会快一点，同事上班时就可以直接用了。她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一个关心社会的人，首先要关心自己身边的人吧？” 的确，我们的社会不仅需要英雄惊天动地的壮举，更需要这样一点一滴的友爱与温暖的积累。不论发生了多少不道德的极端案例，“世界上还是好人多”仍是大多数人的牢固信念。而好人之所以被称为好人，就是因为一些举手之劳的小事，每个人都能做，区别仅仅在于他们做了，而我们没有，忘记了“勿以善小而不为”的千年古训。记者回访“虎妞”杨艳艳时，她并不讳言自己最初面对歹徒时的胆怯：“我也是一个普通的女生，没有能力去和歹徒搏斗，开始我也跟别人一样逃下了车。后来不忍心，就又回去了。我勇敢吗？其实是没有时间害怕，我只知道失血过多会死人。” 一个平凡的人就这样做出了不平凡的事。

２０１１年诸多道德争议事件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批判这样一种态度：在网上是义愤填膺的批评者，在现实中又是冷漠麻木的旁观者。 “快乐阳光ＱＱ群”是河北省青县４００多网友组成的一个公益志愿者团队。自２００９年建群以来，他们经常相约去照顾孤寡老人、资助贫困学生、集体义务献血，但“作秀”的质疑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对此，他们极少回应。群主“小静”说：“与其围着几件坏事争来吵去，不如用心多去做点好事。是发生了一些不道德的事，但少数个案不足以击溃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 周熙明对当代道德状况有一个比喻，一座正在建造的摩天大楼工地现场，一定是尘土漫天、乱象纷呈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建设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他说：“重新回归常识、常理、常情，那么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道德秩序就会更加完善。” 重建道德，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理应回归一个朴素的道理：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人间。没有一个个普通人的奉献，就没有２０１１年那么多“草根英雄”带给人们的一次又一次善与美的洗礼。没有一个个普通人的奉献，就没有２００８年以来我们应对那么多重大自然灾害的成功与感动。没有一个个普通人的奉献，就没有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中国发展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重建道德，不是少数人的事，不是哪个部门、哪个地方的事，需要人人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所谓“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维护一个社会的道德秩序，仅靠良知是不够的，还需要硬性的约束。正如中央党校教授卓泽渊所说，“善良是美好的，也是脆弱的，它需要强有力的保护”。一种保护来自于法律。法律自然不能与道德混为一谈，但是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对道德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记者回访天津“许云鹤案”当事人发现，目前此案还不能定性为“助人为乐反遭诬陷”，二审仍未结束，“撞还是没撞”的基本事实尚未澄清。可以谈论的，却是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书。其中有这样一句推论：“被告在并道后发现原告时距离原告只有四五米，在此短距离内作为行人的原告突然发现被告车辆向其驶去必然会发生惊慌错乱，其倒地定然会受到驶来车辆的影响。” 这份判决书因此被舆论质疑为“和稀泥”式的裁判：推论已经隐含了“没撞”的判断，却宣判没撞人的人赔钱，无怪乎双方不服。２０１１年，“许云鹤案”以及四年前发生的南京“彭宇案”，都被人们反复提及，甚至认为这些判例制造了“好心不得好报”的恐慌，成为如今不少人“向善不敢善”的心理源头。且不论具体是非，可以确定的是，某些司法环节把握不当挫伤了公众的道德情感。而对于一些诚信特别是市场诚信等严重缺失的状况，上海大学教授顾骏认为，不能继续停留在道德谴责层面，而必须上升到法律层面。“如果大家都觉得我可以随便欺骗人、坑害别人，而不用承担法律责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会陷入恶性循环。” 不能用法律强制道德，但法律的主旨是惩恶扬善，惩治了恶，也就张扬了善。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就无异于鼓励了非道德。如何从法律、制度着眼，增加不道德行为的成本，让“想恶者不敢恶”，已成当务之急。另一种保护来自于政府部门的有效引导。道德模范始终是我们这个社会受到尊崇的群体，他们坚守着道德建设的“高地”。但同时，记者也看到，一些见义勇为者的境遇令人痛心。他们的身体留下了难以复原的创伤，家庭付出了巨大代价；而受到复杂的社会因素影响，周围的人群又对他们敬而远之。备受赞扬的英雄成了“道德孤岛”。中央党校教授李晓兵认为，与此相关的是，各级领导干部理应成为道德表率。如果一个单位被视为“道德模范”的不仅是某些普通员工，而是领导干部，对一定范围良好风气的带动无疑将更加“给力”。媒体也对道德建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何弘扬社会正气、推动道德重建，主流媒体尤其需要有更多担当。同时应当防止偏离道德底线、炒作负面新闻的现象。对道德的关注和讨论，是一个民族的道德自觉，也是文化自觉。事实上，关于道德的讨论几乎伴随了市场经济诞生、发育的全过程。这本身就表明，道德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是一份文件、一次会议、一个活动就能解决的。一个社会道德规范的形成，往往需要数十年、上百年的过程，需要几代人的传承发扬。中国伦理学会名誉会长陈瑛认为，面对社会道德在转型时期的波折，历史上诸多有识之士没有焦灼、冲动，更不只是叹息、悲观，而是清醒地看待、理性地分析，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道路和方法。这理应是我们当下的选择。（执笔：陈芸、李柯勇、侯大伟；记者：于力、章苒、王攀、刘元旭、方列、孔博、仇逸、叶前、扶庆、李江涛、周劼人）